你们不配指责“小镇做题家”！
易烊千玺考编一事刚刚被安倍遇刺的热度所冲淡，结果又被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一篇骑脸嘲讽“小镇做题家”的文章把热度给拉回来了。我估计“子彬公大家族”都很崩溃：“安倍死之前你们骂我，安倍死之后你们还骂我，那安倍不是白死了吗！”
我曾经强烈怀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这位杨时旸主任是高级黑，或者是个“加速主义者”，要么绝对是易烊千玺对家埋的暗桩，故意在这个时候趁他病、要他命的。没杨主任这篇文章，易烊千玺这事一直“就事论事”于考编透明性和公平正义的问题，但是有了杨主任这篇文章，让易烊千玺和做题家彻底“逆向cp”锁死了，以后提做题家必有他当反面典型，但凡有“做题家”身份认同的广大青年，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了。
我本来以为这个杨主任是个深明大义的暗桩，打入敌人内部再施以“加速”的催化剂；结果网上扒出来杨主任老早以前就写过很多吹该明星演技的文章，这样来看这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愚蠢与傲慢了。这同样是好事啊，就像马云叫嚣“996是福报”一样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清特权阶级的傲慢与愚蠢。
无论是怎样的出身，都不应该成为嘲讽的对象。我们的祖辈多是农民，父辈多是工人，我们多是通过高考这条路走来的，这是社会客观大环境决定的，并不是成为农民、工人、做题家，就应该有什么道德或其他层面可指责的地方。中国人民任劳任怨，无论是血汗工厂还是996，只要能给自己、给家庭一个更好的未来，都心甘情愿为之拼搏，“做题家”之路的选择，是绝大多数人的命中注定。
中国人民是最吃苦耐劳、勤勤恳恳的群体，从外卖小哥到程序员，从农民工到基层公务员，只要给他们的生活一点希望，无一不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。相反，官僚、垄断巨头、资本家、媒体人们则往往表现的贪婪而短视，亦或是“何不食肉糜”式的愚蠢。我们国家有着最好最朴实的无产阶级，也有着最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者，以及最会装糊涂的师爷们。
无论是“做题家”还是“打工人”，都是无产者们“自嘲”的一种现象，是对如铁一般难以改变的客观现实，以及过于卑微渺小的个人这种强烈对比下的无奈叹息。然而某些某些利益集团，他们不但吃得好，还要吧唧嘴。还记得当年流量明星们是怎样蹭“打工人”这个热点的吗？买营销号说自己是“接地气、打工人”，结果被扒出来穿着三万一件的奢侈品大衣。
很有趣的是，流量明星装一装“打工人”甚至还能骗到傻子，但是他们装“做题家”可是傻子都骗不到，但凡脑容量比小白鼠大的人，就不会相信那群家伙会“做题”，犹记得一期综艺上一个流量解了二元一次方程，结果就被吹为“学霸”。所以当特权阶级试图融入广大人民之中而被暴打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污名化人民的集体认同。
从根本上讲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还有《中国青年报》批评做题家的诸多文章，就是特权阶级耳目喉舌对广大无产者的PUA行为：通过巧妙的语言设置，暗中灌输出“做题家”就是低人一等的等级制思想，意图让“出身的原罪”成为绑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新枷锁，让他们拼搏努力奋斗的路径成为笑话，彻底放弃对世界公平与正义的诉求，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完美供料。
做题家不是心甘情愿的选择，而是一条被动之路、唯一之路。每一个做题家都要付出很多“代价”，这种代价不是精神上的努力和付出，还有实打实的身体伤害。就像我在《做题家们的悲歌（二）：生理与心理的终身缺陷》这篇文章里分析的，全世界最高的近视率，长期以来的睡眠缺乏等等。这就好比古罗马的奴隶，想要获得自由就得从角斗场上尸山血海杀出来，活下来的人也会留下终身的伤残，这就是自由的代价。
我们的角斗场是考试卷子，这就是做题家之路的代价。如果有更轻松的道路，如果有资本愿意碰我们做流量明星，如果有一整个“子彬公大家族”为我们的前途劳心劳力，我们心甘情愿去考试的角斗场搏杀吗？
做题家固然有着很深的局限性，小镇青年肯定没有锦衣玉食的公子哥们见识广、眼界宽、经验多，也往往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议题神经紧张，所以入不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杨时旸主任的法眼，但是我们需要更深一步思考：是谁让小镇做题家们的路越走越窄了呢？
“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，以为是菩萨吗？简直笑话，农民最狡猾，要米不给米，要麦又说没有，其实他们都有，什么都有，掀开地板看看，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，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，米、盐、豆、酒...到山谷深处去看看，有隐蔽的稻田。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，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！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，听着，所谓农民最吝啬，最狡猾，懦弱，坏心肠，低能，是杀人鬼。——但是……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？是你们，是你们武士，你们都去死！为打仗而烧村，蹂躏田地，恣意劳役，凌辱妇女，杀反抗者，你叫农民怎么办，他们应该怎么办。”——《七武士》
当然，身为做题家的一员，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：做题家是一种自嘲、一种身份认同；但不是护身符，不是谁也碰不得的政治正确——我们要正确的认清自身的局限性，做题家必须要超越做题家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跟舆论打起了嘴仗，在“小镇做题家”一事引发争议之后，又发表了关于“指责型人格”的指导意见。比较有趣的是，作者表示这篇文章他四月份就投稿了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偏要挑在这个时候发出来，明显是要对批评它的“小镇做题家”们隔空喊话——
我觉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这一篇指导意见很重要，其实它给我们指明了方向：我们不仅要做“小镇做题家”，更要进化为“小镇指责家”——指责那些王八蛋媒体，指责那些德不配位的流量明星，指责那些封建老僵尸、资本乏走狗、帝国主义买办，指责一切官僚主义，指责任何违背公平正义基本原则的社会现象。
引用一段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的原文，大家来学习一下革命先辈们的“指责”技巧，看看他们是怎么“指责”那些“公马一样咴咴叫个不停”的布尔乔亚们的：
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讲话了，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，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，大声喊道：“笑什么？你们这帮混蛋！”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了的火炭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接着说：“我叫伊万·扎尔基。我没见过爹，没见过娘，从小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。白天要饭，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，挨饿受冻，没个安身的地方。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，跟你们这帮娇小姐、阔少爷比，完全是另一个样！”
“苏维埃政权来了，红军收留了我。全排都把我当作亲生儿子看待，给我衣服，给我鞋袜，教我文化，最主要的是教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。是他们教育我，使我成了布尔什维克，我是到死也不会变心的。我现在心明眼亮，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斗争：是为了我们，为了穷人，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。可是你们呢？却像一群公马，在这里咴咴叫个不停。你们哪里知道，就在这座城下，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，永远离开了我们……”扎尔基的声音像绷紧的琴弦一样，铿锵作响。
“为了我们的幸福，为了我们的事业，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……现在全国各地，各个战场上，都有人在流血牺牲，在这样的时候，你们倒在这里寻开心。”他突然转过身来，朝主持会议的人说：“而你们呢，同志们，却找到了他们头上，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开会。”他用手指着台下。“难道他们能懂吗？不可能！饱汉不知饿汉饥。这里只有一个人响应了号召，因为他是穷人，是孤儿。没有你们，我们照样干。”他愤怒地朝台下喊道。“我们才不来求你们呢，要你们这号人有什么用！你们这样的，只配吃机枪子弹！”
孔子云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。我们要感谢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这两篇文章，既让我们认清了现实，又给我们指明了方向。杨时旸主任的那篇文章为啥能成为经典的反面教材，因为他看似讲道理，但其中透露着难以抑制的浓浓的上位者优越感，简直就要把“你们这群没文化的泥腿子懂个屁”写在脸上了。
这就是我们所要警惕的思想，做题家模式其实是隐藏着一体两面的陷阱：第一，不断向上爬，说明“上面”是早早就有人的，这条路径甚至是上面的人规划好的，爬上去也永远是做别人的奴仆、走狗。第二，做题家之路就是群体竞争、零和博弈，你名次比别人高一名就是会挤掉别人的名额，所以做题家之间是竞争大于合作关系。
所对应的，努力“向上爬”的做题家们面临着一体两面的境遇：一方面被“真·上流阶层”瞧不起，觉得你永远是个土包子、new money、凤凰男；另一方面自己要向上爬难免要黑化，要踩着别人上去，要把时刻警惕他人的竞争，做题之路是一条孤独的旅程，无产阶级不会再团结起来而是竞争对手，做题家再向前一步就变成“奋斗逼”或“乏走狗”。
更进一步地，有些“做题家”出身的人就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一方面对于权势阶级极尽跪舔之能事，无条件认可旧贵族的优越性，表示“十年寒窗苦读怎么比得上人家几代积累”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做题不是为了改变命运、不是为了成就自我，而是为了做“人上人”，为了能够压迫人、剥削人，为了能够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。
所以这就是“做题家的悲歌”：一方面人上人之路是卑微的，被旧贵族、暴发户们鄙视、瞧不起；另一方面太多的做题家们，做题是为了当“人上人”，是为了踩人一脚，为了拱好白菜，为了那卑微之后的优越感。
成为了“人上人”的做题家往往并不幸福，反而常常在“阶级滑落”的可能性中煎熬。比如一线城市的“鸡娃”现象，就是成功在一线城市定居的做题家父母们，一定要子女接受更加拔高的精英教育，依旧对子女希冀着“人上人之梦”，在自己基础上更上一层楼，万万不可向下滑落。
那么做题家们只有“人上人”之路可以选择吗？并非如此。我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经典儿歌《读书郎》：
小么小儿郎
背着那书包上学堂
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
只怕先生骂我懒哟
没有学问那无颜见爹娘
这首歌的上半部分就是做题家之路，劝解孩子们要认真读书，否则“没脸见爹娘”。而下半部分的歌词一直都鲜为人知：
小么小儿郎
背着那书包上学堂
不是为做官 也不是为面子光
只为穷人要翻身呐
不受人欺辱喂
不做牛和羊
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
不受人欺辱喂
不做牛和羊
这就是做题家在人生的岔路口可选择的第二条道路。不是去追求“人上人”——“不是为做官 也不是为面子光”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“只为穷人要翻身呐 不受人欺辱喂 不做牛和羊”。